1888年7月9日 现代出版家、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出生

现代出版家、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出生

王云五

现代出版家、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广东香山（今中山）人，祖籍南朗王屋村。 名鸿桢、字日祥、号岫庐，笔名出岫、之瑞、龙倦飞、龙一江等。1888年7月9日(清光绪十四年六月初一)出生于上海一小商人家庭。早年入上海一五金店学徒,业余在夜校学英文,并广泛涉猎多种学科,成绩优秀。1906年起,先后在上海同文馆、中国公学等校教授英文。1907年春任振群学社社长。1909年任闸北留美预备学堂教务长。
1912年，王云五先任南京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后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事。同年底任北京英文《民主报》主编及北京大学、国民大学、中国公学大学部等英语教授。1913年5月辞教育部职，任中国公学大学部教授，讲授英文、英国文学等课程。1917年起，在上海从事编译工作，并创办公民书局，开始出版商生涯。 五四运动以后，上海商务印书馆亟谋适应时代潮流，编译所邀胡适任所长,胡改荐王云五。1921年秋,王就任后以“教育普及”、“学术独立”为方针,组织编译了一批介绍中外古籍名著的丛书,颇受社会重视。1925年3月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和编出《王云五大词典》等书，在学术界获得一定声名。1930年春，王云五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积极推行科学管理法，开创商务印书馆日出新书一种的新局面，出版了许多有价值的书籍，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云五开始投身政界，连任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政协代表。1946年,辞去商务印书馆的职务,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制宪国大代表。次年4月任行政院副院长,积极支持反共内战政策。1948年5月，王云五出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为挽救濒于崩溃的经济,他在蒋介石授意下,提出币制改革方案，以金圆券代替法币,限制物价,并获通过实行。但不久即遭到失败,王云五因此被弹劾下台。
1949年4月去台湾,1954年他出任台湾“考试院”副院长、“行政院”副院长，至1964年退出政坛，辞去官职后，重新将主要精力投入文化教育事业；在台湾，他有“博士之父”的誉称，但直到1969年获韩国建国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他才算有了“文凭”。曾先后任台湾当局行政院设计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等职。；1979年8月14日在台北病逝。著作甚多,主要有《物理与政治》、《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四角号码检字法》等
王云五坚持以“教育普及、学术独立”为出版方针；编辑《百科小丛书》，主编《万有文库》；创立了《四角号码检字法》；编著了《王云五大词典》、《王云五小词典》等等。王云五开办并复兴东方图书馆，编写出版了大量的古典、中外名著和教科书辞典等。为我国近代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大量贡献，成为我国近著名出版家。
自学成才
王云五，名之瑞，小名日祥，字岫庐，笔名龙倦飞，别名鸿祯，14岁时改名云五，取“日下现五色祥云”之意，也正是日祥的意思。祖籍广东香山(今广东省中山市)，光绪十四年戊子六月初一日（公元1988年7月9日）出生于上海租界。王家世代耕读，父亲王光斌弃农经商，到上海开设爿小店。王云五出生时，家中已有两位哥哥、两位姐姐。王云五童年时代在家乡泮沙村度过。他的大哥日华长他九岁，聪敏勤学。幼年时，大哥成了他最好的老师。他6岁随大哥读《三字经》
《千字文》，7岁时随大哥回到上海，8岁开始读《孟子》。一天，大哥讲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段话时，云五极有所感，因为他的表哥陆皓东上年在广州被捕并遭清政府杀害。他很气愤地对大哥说：“那个西太后把臣民当作土芥，臣民为什么不把她视同寇仇？陆表兄的举动只是要杀人民的寇仇，怎算得是造反呢？”他的话使大哥大吃一惊，并向父亲报告：“四弟读书还不差，只是防他长大后要走错路。”
王云五9岁时，大哥回乡应试，顺利地通过了“童子试”，但还未成为秀才，便因病逝于乡下。因此，村里人都说他家风水不好，不该违反天意，他父亲再也不敢让他走读书应试这条路了，只把他送入私塾，多识几个字，为日后转习商务准备条件。14岁，父亲送他到一家五金店，要他一面做学徒，一面到夜校补英文。后来他离开五金店，入美国教会主办的守真书馆学习英语。16岁时，他进入一家同文馆修业，次年春还兼任该馆的教生(助教)。同文馆附设图书馆，这使他有机会广泛阅读西方学者斯宾塞、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17岁，王云五用按揭的方式买了一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三年后付清书款时，他已经把大百科全书通读一遍了。
1906年冬，王云五被上海益智书室聘为英语教员，兼授数学、史地课，开始步入教育界。翌年春，他任振群学社社长。在一首诗中，他表明了当时的志向：“风云扰扰亚洲时，大厦教谁一木支。努力中原他日事，巍峨天半铸男儿。”10月，他转入中国新公学任英语教习，胡适(时名洪骍)、朱经农等为该校学生。胡适曾说：“我在中国公学两年，受姚康侯和王云五两先生的影响很大。”嗣后中国新公学并入中国公学，王云五继续任教历时四年。
学优则仕
辛亥武昌首义后，上海革命军兴，学校停课。王云五为李怀霜主办的《天铎报》撰稿，并任《南方日报》译述。12月孙中山从欧洲回国，香山县的旅沪同乡会在扆虹园设宴欢迎，王为宴会主持人，他所致的欢迎词以及对中华民国建国意见的陈说，都得到孙中山的欣赏。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王云五被孙中山聘任为大总统府秘书。他将其对教育政策和制度的主张写信给教育总长蔡元培，没想到与他没有一面之缘的蔡先生竟邀他到教育部工作。得到孙中山的同意后，他上午在总统府办公，下午到教育部做事。3月教育部迁北京，他任专门司第一科科长，又负责起草大学令和专门学校令。不久被荐为佥事，同年9月加入国民党。1916年春，他离京至沪，7月任苏粤赣三省禁烟特派员。
除了任公职外，他也开始笔耕的生活。1912年4月兼北平《民主日报》撰述，以岫庐和出岫的笔名写社评。由于文章批评时政，引起北洋军阀的不满，这张报也就被封闭了。
在担任禁烟特派员期间，因为耿介和认真的性格，使他难免染上是非。心力交瘁下，他决定离开行政，以从事翻译工作为生，再以较多时间充实自己。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战后许多国际问题、国际法，都待研究。所以，他的兴趣就转向这方面，同时又开始学德语和法语。王云五对工作的忘我程度和工作能力都令人吃惊。他晚年在回忆当时翻译一篇中美合约的情况时写道：“我立即开始工作，从当日下午5时起，夜间仅睡2小时，迄次日午后3时，计实际工作22小时，而成稿二万六千字……”
此时，他的学生与朋友在上海合办了家公民书局，请他主编公民丛书，同时，由他选书、校稿。这样，他开始与出版事业有了接触。
步入商务
“五四”以后，商务印书馆的元老高梦旦、张元济等人面对滚滚而来的新思潮，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为了跟上急剧变化的大时代，他们想引入新血液，曾下决心聘请在“五四”博得大名的胡适出任编译所所长的要职。胡适谢绝了邀请，力荐当年有过师生之谊的王云五代替自己。既未受过正规高等教育、也未出过国门，完全靠自学起家的王云五于是有机会迈入老商务的大门，施展他的全部热忱和抱负。时在1922年，他35岁。
王云五初入商务即显示了其魄力和判断力。他大刀阔斧改组编译所，一是调整和扩大了编译所的机构，按照新科学的学科门类分设各部，延聘专家主持各部。他所引进的人才大多是新近从国外留学归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如留美归来的任鸿隽为理化部长、竺可桢为史地部长、周鲠生为法制经济部部长、陶孟和为总编辑部编译、朱经农为哲学教育部部长，又聘胡明复、胡刚复、秉志、杨杏佛等为馆外特约编辑；二是创编各科丛书，为他日编印《万有文库》做准备。首先出版了百科小丛书，其后又出版了国学、师范、自然科学、医学、体育、农学、商学、史地等小丛书。1929年开始出版的《万有文库》就是在此基础上汇编而成的；三是将编译所附设的英文函授科扩充。
经过王云五一年的整顿，到1923年出版图书，由1922年的289种，增到667种，为历年之冠。内容涵盖哲学、宗教、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文学、艺术、史地等。1925年，王云五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这是一件了不起的贡献。从此，彻底解决了汉字检索中的大难题。王云五还运用杜威的十进分类法，创立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可以说，他为中国现代目录学的分类奠定了基础。
1929年，在王云五的主持下，《万有文库》开始陆续出版，创造了百年商务第二轮辉煌。这是他策划出版的一套由多种丛书组成的综合性大丛书，共出版两集，第一集1010种，2000册，第二集700种，也是2000册。该丛书开创了我国图书出版平民化的新纪元，在旧中国影响很大。许多内地城市和学校，都以《万有文库》第一集成立了一个小型图书馆。
1930年2月，商务总经理鲍咸昌去世时，王云五已辞职离开了商务。两位负有监理名义的元老高梦旦、张元济和董事会都主张邀请他回来担任总经理，他再三拒绝，经不住几位元老诚挚的力劝，在两个先决条件获得董事会通过后，答应重返商务。这两个条件，一是取消此前的总务处合议制，改由总经理独任制；二是接任后马上出国考察并研究科学管理，为期半年。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突袭上海闸北，印刷厂总厂、货栈、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库存图书和纸张，整个商务印书馆的基业，几乎都在日本侵略者的炸弹下化为灰烬。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人是蓄意炸毁这家有一定规模且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企业，并不是漫无目标地轰炸。
经此浩劫，王云五痛心疾首，一夜而成“白头翁”，这足可见其内心的焦虑和所承受的压力。经过彻夜苦思，明知前途艰险莫测，他仍决定肩负起复兴商务的责任。为了挽救濒临破产的商务，在经过董事会同意后，他被迫解雇了3700多名员工，挨骂和闹工潮的风险他都一一顶住了。他认为：不如此，这么庞大的财务负担就足以把商务压垮，更谈不上复兴；保全商务对国难当头的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尤其重要，与此相比，他个人成为众矢之的事小。
当年8月1日，商务总管理处、上海发行所、新开的印刷厂同时复业，在发行所门口，悬挂了一副对联：“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这个口号表达了王云五和同仁当时的心愿。总馆、总厂复业后，新订雇用契约重新录用职工，陆续公布各种章程、规则，全面推行“科学管理”的改革和整顿。王云五以总经理兼生产部长及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总揽编译、出版、印制全权。经过加强对工厂的管理、实行职工三班工作制及其他种种的改革，商务生产增加，成本降低，大量重版旧书和增出新书，达到日出新书一种。此后，王云五又主持编印了多套丛书，其中《大学丛书》和《丛书集成》影响尤大。《大学丛书》是商务为大学编印的教材，由他拟定编印计划，请蔡元培领衔，邀请国内各大学及学术团体代表54人组成编委会，自1932年开始出版，前后共出版了300余种。这套教材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对我国的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卓有贡献。《丛书集成》是中国古籍丛书，被称为“丛书的丛书”，选定宋、元、明、清著名丛书一百部编辑而成。本丛书的选目、编目、撰述、校订等工作都由他亲自主持，最后由张元济复审。这部丛书共有图书4100种。
短短时间内，商务实现了全面复兴，而且再度开创了出版史上一个鼎盛的时代。王云五说自己之所以不顾艰苦，不避嫌怨，力排万难复兴商务，仅仅是“为我们中国人争一点点的气”。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为适应战时环境，王云五决定商务以香港分厂为生产中心，仍坚持以出版业务为主的方针，亲自驻港督导一切。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王云五改在重庆设商务总管理处统辖后方各分厂，其出版方针以一般用书为主，用丛书方式出版各种抗战读物。
王云五从1921年进商务，到1946年辞职从政，前后在商务工作了二十五年。在这期间，除1929年9月至次年1月一度离开外，他一直在商务担任要职，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务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弃商从政
抗日战争时期，王云五见商务印书馆的业务日薄西山，就把大量的精力投入政治活动，在政坛上日趋活跃。1938年7月到1946年6月，他连任国民参政会四届参政员。他虽然在1912年加入过国民党，但因在1927年国民党党员登记时未办手续，所以此时成了一位无党派的“社会贤达”。但他比国民党还国民党，在参政会上极力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被称为“国民党之前哨”，因而受到蒋介石的特别器重。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王云五无端指责此为开了“恶例”。
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改组，王云五被任命为经济部长，一跃而成了国民政府大员。他辞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编审部部长职务，同时还辞去了参政会参政员和主席团成员的名份，以经济管理专家自任，标榜自己“不是去做官，而是去做事”。但因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经济萧条，物价飞涨，经济部无力管制，王亦束手无策。第二年，他又升任为行政院副院长。
1948年5月，“行宪内阁”成立，王云五以无党派的“社会贤达人士”名义参加“行宪国大”，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财政部长。当时，国民党军事、政治和财政经济面临全面崩溃之势。为挽救濒于崩溃的经济，他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提出币制改制方案，以金圆券代替法币，限制物价，并获通过执行，但不久即遭到失败。王云五本非最高决策人，但却是这一改革的始作俑者，故一时成了众矢之的，遭到各方面的弹劾，被迫引咎辞职，悄然离开南京去了广州。
由于王云五从政时位居国民政府高官要职，且一贯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积极反共，加之他设计的金融改革方案又闹得天怒人怨，因此在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发布的43名战犯名单中，他被列为第15号战犯。
离港赴台
1948年11月26日，王云五携带家眷自南京飞往广州，独居广州亲戚家，“以二三个月时光，撰著两年半之从政，十余万言”。他的夫人和子女在广州稍住几天，即转赴香港。1949年1月上旬，王云五到香港探视亲人，并密切观察国内局势发展，考虑今后的去向。1月底，返回广州收拾行李，迁居香港。2月上旬“参政会”副秘书长自台湾发函，劝王云五赴台。4月，王云五以探望大儿子学理为名，飞抵台北，其实是要考察一下台湾是否可作为他的久留之地。经由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秘书长王世杰从中联系，王云五到台北的第三天，便奉下野总统蒋介石之召，上阳明山拜晤，会谈约5小时。蒋介石希望他赴英讲学后勿久留海外，若愿意迁居台湾，可就近办咨询，或办个小书局，从事出版业。王云五答应赴英讲学后即迁往台湾，至于办小型出版社，若有必需的启动资金，马上可着手进行。蒋介石对他的表态感到满意，答允给予适当资助。
5月，王云五开始筹设“华国出版社两合公司”，先后投入筹办资金新台币20万元，其中他和亲友出资5万元，蒋介石拨款15万元。12月25日，华国出版社在港、台两地同时开业，王云五任社长，另聘若干人作助理。这个出版社尽管是民营的，但其中有蒋介石的拨款，因此，必然在出书方针上坚持反共立场，这一点王云五本人也不讳言。1950年，王云五的多种译著由该社出版，大多是一些适应冷战需要的宣传性读物，没有多少学术价值。尽管王云五宣称要“以工具书为维持营业之基础，教科书副之”，但除了《王云五综合词典》于同年4月出版之外，该社在工具书和教科书的出版方面没有取得多少成果。由于译印的新书滞销，在港机构被迫于1951年12月撤消，而在台湾出版的书则缺乏对岛外推销的途径，华国出版社的处境颇为艰难。1950年，王云五居住在香港，间或飞赴台湾，处理与华国出版社有关的事宜等。在港期间，王云五还撰写政论时评多篇，发表于《自由中国》半月刊等杂志上，加上迁台后发表的若干篇政论文章，后来编为《岫庐论政》。
与华国出版社在港机构有连带关系的，是“自由人”组织的成立和《自由人》三日刊的面世。由于国民党统治在大陆完全失败，部分坚持反共立场而对台湾当局持观望态度的迁港人物集议对策，时常利用国民党租借在铜锣湾的房屋集会，以“自由人”自命。王云五因主持华国出版社在香港的事务，被推为“自由人”的召集人。但是，在《自由人》即将创刊之际，王云五却决计迁居台湾。这主要是因为，蒋介石在1950年3月1日恢复了“总统”职务，台湾当局屡屡邀请王云五赴台，欲再次启用他这位“社会贤达”，让他继续扮演好政治花瓶的角色，并想利用他的影响力间接控制从大陆到台湾去的文化人。
1951年1月3日，王云五飞抵台北定居，1月9日即被聘为“行政院设计委员会”委员，5月被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月薪1000元新台币，经济待遇相当于一个特任官。12月被聘为“行政院设计委员会政制小组”第一小组召集人，另三个小组召集人分别为张群、邱毅吾、张厉生。同年4月，因女儿在美国住院动手术，王云五向台湾当局函告困难情状，“行政院”院长陈诚特批1000美元。由此可知，国民党当局对王云五格外照顾，对他发挥政治影响寄以厚望。然而，王云五虽有些官方赐予的名誉职务，毕竟还没有担任实职，潦落之感仍萦萦于怀。
赴台后的最初几年中，王云五以写作、演讲等为主，议政参政为辅。他在这一段时期的写作，基本上以撰写文章为主，内容涉及政治、管理、教育、为人等各个方面，分别发表于台、港杂志。他还编成《中国史地词典》 《英文成语新词典》。此外，他还有大量译著。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全史》，这是一部长达130余万字的巨著，王云五从1953年6月中旬起翻译，历时三年才译毕，用龙倦飞笔名，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
王云五的社会文化活动和有关兼职也很多。他这一时期的社会活动，有纯文化学术性质的，也有政治性的，大多是两者兼而有之。但他参与时间最长、占用社会活动时间最多是“自由人”的活动。王云五为自由人社董事长。1952年3月15日，在台“自由人”举行全体会议，由王云五主持，对《自由人》刊物的立论态度决定为：“除积极的主张民主自由，消极的反共抗俄外，并须维护现行宪法倡导议会政治”，“凡外界对台湾有恶意攻击影响国本时，应予驳斥”，并增加刊物的新闻性和趣味性，以广销路。
1955年3月，《自由人》又捅了马蜂窝，该刊文章论及扬子公司在上海时期的贪污案，批评了孔祥熙。国民党当局很为恼怒，决定直接干涉。在国民党当局的威逼下，王云五写信给《自由人》刊物在港负责人左舜生，通知停刊决定。不料左舜生等人对国民党的专制行为颇为反感。4月29日左舜生自香港致函王云五，明确表示反对停刊。从此，香港“自由人”自行其事，不再受王云五、阮毅成等约束。《自由人》刊物坚持到1959年9月13日才宣布停刊。在台“自由人”内部也发生分化，雷震等人抨击专制统治，与台湾当局关系紧张；亲台湾当局者仍保持相互间的联系。
1950年代初，台湾国民党政权面临经济困难、人心不稳的社会现实。为了继续维持在海岛一隅的统治，1952年10月国民党“七大”结束后，即酝酿召开所谓的“国民大会”，以便借“合法”的名义加强统治。
第一届“国大”召开过多次大会。王云五先后参加了第一届“国大”的六次大会，而且都是主席团成员。南京一届一次“国大”期间，王云五身为行政院副院长，主席团会议多不能参加。
一届二次“国大”于1954年2月19日在台北开幕，由胡适任临时主席，主要任务有三个，一是选举“总统”、“副总统”，二是决定所谓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应予延长还是废止，三是讨论监察院对副总统李宗仁的弹劾案。在一届二次“国大”筹备和开会期间，王云五还没有正式官职，表现颇为活跃。大会最后的结果是：罢免李宗仁，选出“蒋总统”，延长《临时条款》。在国民党加强一党专政、最高决策者非蒋莫属的政治背景下，这样的结果是必然的。由于王云五的“积极作用”，国民党当局对他很有好感，很想利用他。二次“国大”闭幕后不久，王云五即出任“考试院”副院长。
一届三次“国大”于1960年2月19日在台北开幕。王云五时任“行政院”副院长。一届三次“国大”原定的主要任务是选举“总统”、“副总统”。这是因为蒋介石和陈诚的任期已满，根据“国大”通过的“宪法”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一次，而蒋介石已连续担任两届，按“法理”没有再度竞选的资格。另一个问题是，民社党、青年党、部分无党派代表和部分国民党代表，在会前提出要实施创制、复决两权，其实质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而要获取创制、复决两权，前提是要否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因此，一届三次“国大”主要讨论三个问题：所谓的“动员戡乱”的名称是否还有必要维持？创制、复决两权应否由“国大”行使？总统能否连任一次以上？
这些问题首先在“国大”第一审查委员会修改临时条款整理小组讨论，然后提交大会讨论、表决。3月7日，在国民党操纵下，推定47人的整理小组，王云五为召集人。王云五以主持人的身份，提出“动员戡乱”名称不变，“总统”可以连选连任，创制、复决两权留待以后解决。整理小组的这次会议，意见颇多分歧，勉强达成一致意见，通过王云五所提建议。3月11日大会开始后，反对意见仍然很为激烈。这时，王云五突然起立，朗声发言，重点在于说明创制、复决两权必须拖延行使，但到时候必定能够行使，并以自身来自工商界，说话向来算数为保证。王云五的“在官言商”，以商喻政，让与会代表吃了一惊，众皆愕然，面面相觑，知道再争吵也不会有结果，这位“矮个子白发老人”代表的是国民党当局的观点。既然创制、复决两权还有“研究行使”的一丝希望，于是持不同意见者也就缄口不言了。3月11日的会议修改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对“总统”连任问题作出新的规定：“行宪首任总统，不受宪法第四十七条连任一次之限制，连选得连任。”这一条显然是特地为蒋介石而修改的。3月12日，国民党临全会推定蒋介石和陈诚为“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3月21日蒋介石再度当选“总统”，3月22日陈诚蝉联“副总统”。由于“行宪首任总统”可以不受限制地连选连任，蒋介石先后共连任五届“总统”。而第一届“国大”1948年在南京举行过一次，此后在台北举行了多次，一直没有改选代表，被台湾人民讥称为“万年国代”。
关于解决两权行使问题，一届三次“国大”通过了王云五拟写的《临时条款规定设置机构之组织原则》，规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国大”临时会议，设立“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该会“设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各一人，公推总统、副总统分任之”。这一缓兵之计，使“国大”行使创制、复决两权问题一拖就是六年，到一届四次“国大”开幕前不久，才召集临时会议。
1966年初，六年一度的“国大”又临近了。从2月1日开始召开“国大”临时会议，由王云五主持，“讨论宪政研讨委员会议定之创制、复决两权行使办法及其有关结论为议题”。最后的“研究”结果是一届四次“国大”将不解决创制、复决的两权行使问题。这自然是国民党当局的决策。
一届四次“国大”于1966年2月19日在台北召开，王云五主持开幕式。此时的王云五已不再担任政府官职，观念上也有所变化，对于自己再次入选主席团，以及两权问题拖而不决，也有抵触情绪。一届四次“国大”通过了经补充的《临时条款》。该条款明确规定，“动员戡乱时期之终止，由总统宣告之”，其实便是无限期延长所谓的“动员戡乱时期”，使国民党当局得以“合法”地加强专制统治。关于长期争论不休的创制、复决两权行使问题，该条款虽规定“国大”“得制定办法”，但又补充说明，“总统对于创制案或复决案认为必要时，得召集国民大会临时会讨论之”。换言之，如果“总统”认为“没有必要”，则“国大”有关提案不予讨论。
按惯例，“国大”一届四次会议又得选举“总统”、“副总统”。国民党提出的候选人是蒋介石、严家淦，其他各方都不提候选人。国民党方面要制造竞选的气氛，鼓动各界人士发表言论，王云五当然是其重点工作对象。王云五借国民党预定调子的宣传，对蒋、严之“贤明”不免虚言渲染，表明自己无意参加这次“无竞争选举”。一切都在预料之中，蒋介石、严家淦分别“当选”为“总统”、“副总统”。
从1957年国民党八大到1969年国民党十大，是台湾当局借鼓吹“反攻复国”、强化一党专政的时期。王云五本人有在台湾担任“考试院”副院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的经历，他在公开场合发表的言论，其政治倾向性是很明显的。他原本一些有限的民主意识，往往屈从于官方意旨，或者说服从于国民党的意旨，而很少体现出来。
1972年和1978年，台湾方面召开“国大”一届五次和六次大会。其时，王云五年老体衰，已脱离政坛多年，有时敢讲几句不合时宜的话，对徒具形式的“国民大会”不抱什么奢望，偶尔出席几次会议，也无重要表现。
重返商务
人们多认为王云五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出版商，但他却一度选择了从政。这种从政是扭曲的，他的抱负注定得不到施展，只有等他再回到文化产业上，他才又如鱼得水。
1964年，王云五告别政坛，重新回到出版界，于1964年7月出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台湾商务印书馆原系商务印书馆的一个分馆，于1948年1月5日正式成立。在商务印书馆海内外三十七八家分馆中，台湾分馆不仅资历最浅，规模也最小，全馆同人寥寥十余名。1950年11月1日，商务印书馆台湾分馆改称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从此开始独立经营。台湾商务印书馆从经销总馆图书的分馆一变而为出版机构，一面开始出版新书，一面重版总馆出版的书刊，但当时书种难求、市场有限，只有惨淡经营。从1950年到1963年，台湾商务印书馆每年出版新书与重版书，共计不过数十种，营业所得，勉强维持日常开支。
王云五认为造成营业小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从事出版计划的资金。为增加营业收入，他制定台湾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方针，以最初两年尽量整理重印大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有用图书，自第三年起，开始印行新著译的图书。
在争取到主动翻印商务印书馆本版书的地位后，王云五一面零星选择重印，以增进营业，一面对过去曾经畅销一时而今仍属有用的大部头丛书着手研究。王云五看到，《万有文库》在台湾奇缺，于是从两集4000册图书中，删除内容陈旧或不合时宜者，重新选辑1200册，编为《万有文库荟要》。该书包含各种门类，宛似一小图书馆，推出之后，极受各界欢迎，从1964年12月开始预约发售，到1965年4月，已销售400余部，台湾商务印书馆声威重振。继《万有文库荟要》之后，王云五为台湾商务印书馆重印了《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丛书集成简编》 《汉译世界名著甲编》 《国学基本丛书四百种》 《百衲本二十四史》等书。台湾在光复之前内地图书流传不多，这些图书适时补充了文化资源的需求，因而大都很畅销。
王云五一直主张：出版家能够推进与否，必须视其有无创造性的出版物。因此，重印旧版书一年多后，王云五决定提前筹划新出版物。除《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等工具书外，王云五策划的新书以丛书为最多，著名的丛书有《人人文库》 《各科研究小丛书》 《古籍今注今译》 《新科学文库》等。《人人文库》从1966年7月迄1990年6月止，共出版二十四年，出书逾2000种，多达2440余册，读者颇得实惠，因此风行一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该文库对促进学术、普及文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国故整理方面，王云五早年在大陆商务印书馆时期创编《学生国学丛书》，就我国的古籍，每书各选其精要，详加阐释，并于导言中说明全书的大要。此种整理方式虽有助于学生课外大量阅读，但也不免留下对整本书未窥全豹的遗憾。为弥补《学生国学丛书》的遗憾，台湾商务印书馆在王云五入主后出版了对全书都加以整理的《资治通鉴今注》。该书成功出版发行后，王云五几经考虑，于1967年秋决定编纂《古籍今注今译》。这一丛书极大地方便了对于国学的阅读与研究。
王云五主持台湾商务印书馆将近十六年，这是他一生出版事业中另一个辉煌时期，也是他个人著述最为高产的时期。这一时期他对自己的过去多有总结，其中比较重要的专著有：《岫庐八十自述》（1967年）、《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1973年）、《岫庐最后十年自述》（1977年）。这些专著内容涉及学术、文化、教育、出版以及社会政治等方方面面。
辞职挂冠
陈诚在任期间多次萌发辞职之念，不甘心做有职无权的高官。陈诚消极避让，无意过问“行政院”事务，这正是王云五担当重任的极好机会。但是，王云五对为官生涯也产生倦意，去意彷徨，又脱不了身。对于公务，他不再全力以赴，于是萌发了自撰年谱的念头。王云五写作的特点之一是，叙述评论不厌其详，大量引用文件、信函及报告速记等档案资料。他一旦决定写自撰年谱，势必投入大量精力收集整理各类资料，只能把公务放到次要的地位了。
王云五于1963年2月开始写的自撰年谱，自取其名为《岫庐自撰年谱稿》，行文较为随意，未曾出版。他后来撰写并出版的《岫庐八十自述》中，大量采用了《岫庐自撰年谱稿》中的文字。王云五自撰年谱，为后人研究他本人，以及商务印书馆历史和台湾社会政治保存了大量珍贵文献。其作用与贡献，是他的“政绩”所无法比拟的。自撰年谱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和时间，而且写作过程本身使他恢复了对自由生活的向往，于是他下定决心辞去官职，遂于1963年6月24日致书陈诚，力请辞去“行政院”副院长之职。
在他提交辞职书后的第三天，即1963年6月26日，陈诚正式向蒋介石提出辞去“行政院”院长之职。陈诚为了自己能顺利辞去此职，将王云五的辞职书扣下。蒋介石挽留陈诚，同时再给他一个月假期，命王云五代理院长职务。欲罢不能，使王云五感到很苦恼。10月23日他又拟就第二份辞职书，未获批准。后因陈诚坚辞院长，蒋介石遂同意王云五辞去副院长，理由是任何他人组阁，在资望上皆不便屈王云五为副，又因为王云五不是国民党员，不便让他当“行政院长”来组阁，只能允其辞职。辞职后的王云五，被聘为“总统府”资政。所谓“总统府”资政，只是一个虚职，在蒋介石认为需要时，提供些政见方面的建议而已。
王云五在晚年厌倦政治生涯，原因甚为复杂，其中特别是他因“自由人”和雷震案的牵连，身在官场只能委曲求全，其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1960年4月，原“自由人”雷震(儆寰)被捕。雷震是《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以涉嫌“叛乱”为名，被台湾“警备司令部”逮捕，同时被捕的有傅正、马之骕、刘子英等。《自由中国》创办于1949年11月，50年代初起，“自由人”雷震任该刊发行人。《自由中国》时常对台湾政坛黑幕及腐败现象予以广泛批评，引起台湾当局的仇视。台湾当局于1959年春便有意采取行动，处置雷震和《自由中国》。1960年9月4日终于借故由台湾“警备司令部”出面逮捕了雷震等四人。雷震等人被捕后，台湾社会上有一种意见，认为军事机关无权审判雷震等人，此案应移交普通法院审判。王云五也支持这种观点。王云五经数日研究，致函“行政院”院长陈诚和“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大量引述法律条文，力主将雷震案移归普通法院审理。如果把雷震案交普通法庭审判，案情和审判过程将无法保密，判决结果也不易控制，很可能在台湾社会引发骚动，这是国民党当局决不愿看到的。因此，陈诚对王云五信函不表态，张群则表示“原则甚赞成，尚有某一问题待解决”，其实他并不支持王云五的观点。10月8日，雷震案经军事法庭审判，以不告发“匪谍”、作“有利于叛徒之宣传”等莫须有罪名，判处雷震十年徒刑，同案人刘子英被判刑十二年，马之骕被判刑五年。消息传出，海内外舆论哗然，台湾当局的独裁行径受到强烈批评。
在其他一些问题上，王云五的观点与国民党最高当局的政策也有较大的分歧，他的意见一再被否决，使其从1960年就萌发了退出政坛的念头。
王云五辞去“行政院”的职务之后，虽然仍虚挂着“资政”的头衔，常托故不参加有关的咨询会议。1972年5月6日，他致函张群，以“久病未愈”为托词，请辞“总统府外交综合组”副召集人的虚职，并表示今后不再参加讨论。对于一届“国大”第五、六次会议，他也虚与委蛇，一般讨论不参加，仅在关键时刻受当局力邀，才出面主持。1972年3月21日第五次“国大”举行“总统”选举会议，由王云五任大会主席，蒋介石以“全票”当选“第五届总统”。1978年3月21日王云五应邀主持第六次“国大”的“总统”选举，蒋经国当选。“总统”选举前后的许多会议，王云五大多不参加。
老骥伏枥
在台湾，王云五享有“博士之父”的称号。台湾设置博士学位之议，即是由他率先提出。他也是台湾最早的博士生导师之一，在同时期指导的博士生也最多。自1954年起，他受聘为“国立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兼任教授，1963年3月底起改聘为专任教授。任教期间，他在硕士班开两门课：现代公务管理和现代行政问题研究；在博士班开一门课：中国历代政治典籍研究。由于他对政治学和行政学有独到的研究，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所以上起硕士班的两门课来，内容十分充实而且生动。在政治大学，王云五是主要的论文指导教授。从1955年到1964年，政大研究所毕业的博士共13位，他一人就担任了9位博士生的论文指导。据说，他在政大一共培养了30名硕士、15名博士，由此赢得了“博士之父”的雅号。而他自己也在82岁那年获得了生平第一个方帽子，即韩国建国大学赠予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69年，王云五请辞政大教席，专心从事文化出版业与个人著述。
自从1963年12月辞去官职后，他便进入了个人撰写论著的高峰期，出版个人著作20多种，文章近百篇，其中100万字以上的著作5部。如七册《中国政治思想史》、六册《中国教育思想史》，尤可称为巨作。即使到了晚年，王云五仍旧著述不已。在80岁生日时，他出版了一部120万字的《岫庐八十自述》。在他90岁生日时，又令人惊奇地推出了一部50万字的回忆录《岫庐最后十年》。除撰写学术著作和回忆录外，他也喜欢作诗填词，作为一种休息。
王云五一直热衷于社会文化活动，年届古稀还主持嘉新文化基金会、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等机构，任“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文化复兴与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董事长等职。此外，他还主持了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工作。在晚年，他对于社会公益事业倾注相当心力并多有建树。1972年，他用2万本的书、数百万的储蓄，建立了云五图书馆，并立下遗嘱：将所存全部书画及精印艺术品，分给儿女作为纪念，其余全部剩余资产连同身后各项收入，一律捐予财团法人云五图书馆。等他和两位妻子去世后，所居房屋即归并于云五图书馆，仅保留新建小楼房一幢，作为旅外儿女回国时暂住。在他主持商务印书馆时，所创行的各种文库就是以最低廉的价钱而使青年有机会博览群书。他曾说：“我以前没有钱买书看，我希望现在好学的青年，能够享受到随意读书的快乐。”
王云五一生俭朴，定居台湾后，一直住在一幢木造平房里。日常饮食不喜铺张奢靡，只粗茶淡饭而已。衣着以棉布为主，一件长袍，一双布履，已成了他的标记。
王云五年逾九旬高龄时，精神仍健旺如二十年前，虽记忆力稍差，但头脑清晰，分析力倍增，牙齿好，消化力强。谈到他的养生经：一是“勤用脑多走路”，他的起居习惯是早睡早起，每夜3时即起床写作，勤于思考完成了许多创造性思想的不朽事业，每写作50分钟，即绕着书房走10分钟，自认不出门走10里，走出了健康与智慧。一是接近大自然吸收太阳、空气、水，自然界的三宝，增进身体的能量与健康。他的“饮光”锻炼术不仅在一些国民党元老之间流行，有趣的是，已故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生前曾接受了一位来自“东方国家”的保健师的劝告，在克里米亚疗养地试行此术。他的秘书回忆道：“增加了这个神秘的内容后，我们惊异地发现他（勃列日涅夫）变得步履轻快，因吸烟而困扰着他的肺气肿也消失了。可惜他不是个善于持之以恒的人……”假如他坚持下去，苏联的历史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
1979午7月6日，王云五因患感冒住进台北荣民总医院，当时仅有微咳，住院后才开始发烧，但服药即止，几天后出院。8月4日，他又因肺炎入院，自谓“约需住院一星期”。哪知延至8月14日，即溘然病逝，终年92岁。逝世前几天他还奋力执笔为“商务”的老前辈张元济的《涉园序跋集录》写跋文，为后人研究商务印书馆留下了一份极其宝贵的史料。王云五曾说：“人生如斯，好像一次壮游。”他九十二年的壮游，已在历史上留下了无数的足印。功过是非，自有后人评断。王云五有两位妻子、七子二女和四十多位孙子和外孙，目前他的子孙多旅居国外。他的两位夫人是姐妹俩，徐净圃、徐馥圃。王云五学识渊博，而子女九人，除一女早逝外，其余也均为国际闻名的学者、专家。大儿子学理，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博士；二儿子学武，工程博士；三儿子学政，在美从商；四儿子学农，牙医博士，现在香港；五儿子学哲，法理学博士；六儿子学艺，神经外科博士；七儿子学善，医学博士。大女儿学文早逝；二女儿学医，医学博士。
历史地位
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王云五这个名字在内地一直带有较浓的负面色彩，排除党派性的意识形态之争不计，其学人之外的商人身份也是他难以为内地学界所接受的主要原由之一。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台湾学界对王云五的极高评价，同一文化人物在海峡两岸竟有着反差极大的境遇，其中确有许多值得深思的东西。但不管是褒是贬，凡熟悉中国现代出版史者都必须承认，在商务印书馆的百年历程中，对其决策、发展方向曾产生重大影响者，除德高望重的张元济外，第二个就要数到王云五，他们二人一前一后，分别代表了商务印书馆发展的不同时期。
而且王云五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商务印书馆，以商务印书馆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学术文化史上的巨大影响，倘要研究中国现代出版史、文化史，无论如何是避不开这位重量级人物的。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实施，内地出版业的经济效益日益得到越来越多的强调。历史就是这样富有戏剧性，经过几十年的曲折摸索之后，我们似乎又回到了王云五当年所处的时代，遇到他当年面临的难题。王云五自然也就得到很多出版商的共鸣和研究者的关注。历史人物的热与冷，往往是出于现实社会的内在需要，王云五此时引起人们的关注也正是当下出版业状况的一种反应，其中有许多可以探讨的东西。
在一个具有重视义利之辨传统的国度里，对利的强调和追求必然要冒着被世人视为小人的道德风险，即使是在步入市场经济的今天，这一传统还没有从人们的观念中彻底退出。在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多依靠官府，或亲自出面刊刻自己的著作，这自然不需要考虑销售赢利方面的问题，而是量个人的财力和能力来进行，因此，他们对以追求利润的私人书坊是看不上眼的，而私人书坊的恶名一方面是由于刊刻书籍的粗糙，另一方面则是其浓厚的商业气息。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会有文人士大夫心甘情愿地去做书坊主，除非他们科举无望，为生活所迫。好在那时文化和商业各自在雅和俗的层面上发展运作，并没有形成特别明显的交锋。但当中国历史的车轮驶入现代文明社会之后，一切就都不一样了，文化成了商务色彩的文化，商务也成了具有文化色彩的商务，文化与商业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地走到了一起。
具体表现为：文化纳入现代产业的范围，利润成为推动文化事业的一种内在驱动力，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承认；其次是学者的介入现代出版业。文化与商业的这种以出版为纽带的融合必然带来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其间既有学界与出版商之间愉快的合作，但又有两者的激烈冲突。学界考虑的是出版物的学术价值和印刷水平，而出版商则除此之外，更多的需要关注利润，如果无利可图，他们就不会表现出多大的积极性，即使该书的价值再高。长期以来，学者们经常称颂和强调的是出版商不计成本支持学术的义举，自然这也是他们的一种愿望，对那些计较利润的出版商，他们往往采取不屑一顾的蔑视态度，而且话语权又往往操在他们手里。在今天，那些曾买过书号、推销过自己著作、受过出版之累的学人对此当会有很深的切身感受。
在商言商，对进入出版界的学者来讲，他们的商人身份以及他们的计较和精明肯定会付出道德上的代价。而道德恰恰是历来国人论定人物的基本尺度，即使个人做出的成就再大。明白这一点，王云五的不为内地学者所接受自然也就在意料之中。
但是，王云五的意义也正在于此，他的现代企业运作方式、他的追求利润之举虽然为他带来了道德上的恶名，但他却为出版界所接受，他几十年在商务的稳固地位、后来出任民国政府的经济部长、财政部长就足可以说明这一切。尽管的他的经营和改革方式并不完全符合出版业的行业特点，如果运用在其它工商业上可能更为合适，但是他的这些努力并非毫无意义，他的成功和失败不仅在当时，即使是在今天都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当前中国的工商业正大力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半个世纪的实践证明了王云五的意义和价值。无可否认，王云五的经营和改革会有一些负面的东西，但我们需要的不是指责和批判，而是理解之同情。可以想象，如果一个出版商不求利润，这个出版社何以能生存。学界那种让出版商不计成本支持学术文化的幻想只能是一相情愿的，而且对学术的发展也未必有利。
换个角度来看，这种出于利润考虑的出版对学术文化的发展未必不是一种良性的制约，那种关注现实民生、面向大众的著作因其有潜在的市场而得到优先出版的机会，而过于冷僻的研究则受到限制。实际上学界内部的冷与热不也是如此吗？出版商可以帮助那些过于冷僻的研究，但这不是他们法定的义务，这更需要得到政府和有关机构的支持。因此，一个优秀的出版商必须在学术与利润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就像现在人们常说的，既要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又要有良好的经济效益。一般说来，出版商大多会偏于一端，两者都能兼顾、还能使学界和商界都满意的出版商实在是寥寥。王云五就是这种能保持平衡者，他除了使商务印书馆发展壮大，获得丰厚的利润外，在文化普及和推动学术上还是做了很多事情的，如《万有文库》、《大学丛书》、《中国文化史丛书》等丛书的出版，这些在中国现代文化史都是要写上一笔的。在出版业日益商业化的今天，强调王云五的经营之道更有现实意义。他是将现代企业制度引入出版业的始作俑者，其灵活的运作方式和优秀的组织才能很值得今天的出版商学习借鉴。
王云五无疑是个成功者，胡适曾经把将王云五介绍进商务印书馆作为自己人生的得意之笔，可见其对王云五评价之高。王云五把握住了历史给予他的难得机遇，在商务印书馆乃至中国文化面临重大转机的时刻走进中国现代出版业，走进中国现代文化的中心。他的这种学者兼商人的双重身份和丰富经历对现代学者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自八十年代中期起，中国经济持续走热，不少学者下海经商，但几年下来，成功者寥寥。其原因值得深思，最起码它使我们真切地认识到商人的独特价值，学者虽然文化素养很高，但做生意并不一定就是高手，商人不是什么人想当就能当好的，而能将学问和生意都做好，就更非一般人所能为了。王云五就是其中成就突出的一个，具有典范的意义。就中国目前的现状来讲，优秀的学者并不缺少，但优秀的出版商却是难遇难求，而能将两样都做好者，更是无处可寻，但现实恰恰正需要这类人物。好在现在有不少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出版界已开始出现了一批王云五类型的出版商，但还都没有做到那个份上。将来也许会有，但至少现在还没有。
“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这是上世纪30年代《纽约时报》对王云五和商务印书馆最高的评价。我相信，每一位读书人、出版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商务情结”，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现代出版机构，与北京大学同时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
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的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1921年中秋节，王云五在胡适推荐下进入商务印书馆，在商务张元济、高梦旦两位先生的支持下，主持编译所，着手制定编辑出版《万有文库》。王云五堪称大出版家，有远见卓识，也有襟怀抱负；擅长科学管理，也有力排众议的魄力。他组织全国学者出版《大学丛书》300多种，主编《中山大辞典》，出版《万有文库》，影印《丛书集成》，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王云五自传《岫庐八十自述》是一本迟到的书，尽管姗姗来迟，毕竟来了。最近，看《万象》上的广告，江西教育出版社要出版《王云五文集》，令人欣喜。
王云五有记日记的习惯，所以他的自传《岫庐八十自述》是皇皇巨著，并不偶然。原书50章，100多万字，详细记录了王云五一生的各个阶段。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版本，是由王云五先生的公子王学哲节录而成，只有20余万字。虽然大量的史实无缘过眼，但窥一斑而知全貌，这本书总算对王云五的传奇人生有一个大概了解。
王云五是一个小学徒出身，受正式学校教育不过五年，他的学问全是通过自学获得。没有文凭，却在同文馆、中国公学做英语教师。王云五在中国公学任教时，认识了小他两岁的学生胡适，两人成为朋友。胡适赞扬王云五是“有脚的百科全书”。王云五自20岁起，用了3年的时间，读完《大英百科全书》，可谓博览群书，杂家的知识结构，为他日后从事出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胡适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王云五的学问人生和道德人品，完全是发自内心的赞美，而非溢美之词：“王云五是一个完全自学成功的人才，读书最多、最博。家中藏西文书一万二千本，中文书也不少。他的道德也极高，曾有一次他可得一百万元的巨款，并且可以无人知道。但他不要这种钱，他完全交给政府。……此人的学问道德在今日可谓无双之选。”“他是一个符号象征，象征了一个贫苦无依的人的奋斗成功的故事。”这样解读王云五的一生，当然可以，有人把王云五和美国的富兰克林相提并论。
可是，王云五的一生，也是20世纪中国文人从政的一个失败个案。抗战结束后，王云五应国民政府的邀请，出任经济部长，制订了在中国经济史上著名的“金圆券”货币政策，导致通货膨胀、民怨沸腾，给国民政府经济的全面崩溃压上了骆驼背上最后一根稻草。对此，王先生的头脑是清楚的，他在《八十自述》的“结语”中说，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出版，然后是教育；而其他社会活动，“公务政务殆如客串”。